其他融資擔保問題
（一）多種擔保方式并存的處理
實踐中，部分金融機構就一個貸款行為在不同合同中設定不同的擔保，或在借款合同中包含多種擔保方式條款，而借款合同中對擔保方式實現的先后順序等又沒有明確約定，容易導致糾紛發生。 如甲銀行與肖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甲銀行與肖某簽訂《借款合同》，乙公司作為保證人在《借款合同》上加蓋公章。同日，甲銀行與乙公司又簽訂《最高額保證合同》，雙方約定就銀行向肖某授信而發生的一系列債權，由乙公司在主債權最高額度500萬元內向某銀行提供連帶責任保證。同日，甲銀行與乙公司再訂立《質押合同》，約定乙公司為肖某《借款合同》項下債權本金、利息、損害賠償金、保管保證金和實現債權、質權的費用及其他所有應付的費用提供150萬元的質押擔保。該案中，甲銀行與乙公司共訂立三份合同，乙公司在這三份合同中均具有就主合同債務向某銀行進行擔保的意思表示，但三份合同的有關條款之間是何關系并不明確，遂涉訟。法院最終根據當事人的訴請，判決乙公司在最高額500萬元范圍內向某銀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建議】
1、銀行可就同一債務設定不同的擔保，除法律有明確規定外，為理順不同擔保之間的關系，可在借款合同中明確對各種擔保方式的運用、相互之間的關系等一并做出約定，以避免產生歧義； 2、在多種擔保方式并存的情況下，應嚴格審核合同條款，避免模糊含混的用詞，確保語言表述清晰，以防止產生歧義。
（二）保理業務中未將債權轉讓情況有效通知債務人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貿易中結算資金流量越來越大，以保理業務為代表的債權融資行為也逐漸興盛。但由于法律的相對滯后和實踐經驗的欠缺，關于保理合同的性質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還存在不少爭議，商業銀行在保理業務開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成熟之處，需在實踐中不斷完善。2012年以來，上海法院受理多起銀行保理合同糾紛訴訟。此類糾紛從無到有，再到多點頻發，說明中小企業與銀行通過保理渠道進行融資的風險正在逐漸顯現。
如上海法院受理的一起保理合同糾紛案中，甲公司將其對乙公司的債權折價出讓給丙銀行，丙銀行向其給付保理融資款后有權獲得債務人乙公司的貨款，但雙方均未按照債權轉讓的要求通知乙公司，僅在央行應收賬款質押登記系統平臺作了債權轉讓登記。后因甲公司有其他欠款糾紛，其他法院陸續向乙公司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凍結甲公司對乙公司的應收賬款，形成糾紛。法院判決認為，央行應收賬款質押登記系統對保理債權轉讓登記不作實質性審查，與應收賬款質押登記不同，債權轉讓登記不發生強制性排他對抗效力，不能因登記而免除合同法確定的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甲公司與丙銀行未盡到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甲公司對乙公司的債權又已被查封，使債權轉讓成為不能，銀行只能追究過錯方的合同責任。
【建議】
明確銀行作為保理商的各項權利和義務，完善保理業務各個環節的操作流程，維護銀行合法權益。
（三）保理業務中未對應收賬款項下基礎交易的真實性作審慎核實
應收賬款轉讓是保理業務中的重要內容，也是銀行資金安全的重要保證，故應收賬款的真實性是保理業務開展的重要前提。但在上海法院受理的多起保理合同糾紛中，應收賬款發生的基礎交易的真實性存在疑問，表現在當事人為獲取融資款而虛構基礎交易憑證，從而導致應收賬款部分真實、部分虛假的情況。銀行作為應收賬款的購入方審核不夠充分，往往僅注意審核債務人的信用，對債權人的信用要求比通常貸款的要求有所放松，在債權人財務困難的情況下，一旦應收賬款發生問題，再向債權轉讓人追責往往難以實現，銀行利益有受損之虞。
【建議】
銀行應從維護自身資金安全的角度出發，按照開展保理業務的通常要求，對債權人應收賬款中的重要交易合同的真實性進行審查。
（四）保兌倉業務中當事人未嚴格依據合同履行義務
保兌倉是近年來新興的金融服務。該業務通常涉及金融機構、供應商、經銷商三方主體，并且互相牽制、互負義務。貨物買方以銀行承兌匯票作為結算支付工具，由銀行控制貨權，賣方受托保管貨物，并按銀行通知發貨，同時承擔差額退款或連帶保證等責任。保兌倉協議能夠較好地保護銀行利益，但實際操作中銀行、供應商、經銷商都可能不履行自身義務，從而造成糾紛。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中，甲銀行與乙公司（經銷商）、丙公司（供貨商）簽訂了《三方合作協議》。甲銀行為乙公司向丙公司購買貨物提供融資支持。乙公司所購貨物需存在指定倉庫，丙公司承擔貨物監管并依銀行通知發貨的義務。在實際操作中，丙公司長時間在沒有銀行通知書的情況下發貨，銀行亦未及時予以糾正。后因乙公司無力還款，甲銀行起訴要求丙公司承擔未按約發貨的賠償責任。丙公司以銀行的實際操作構成對合同的變更為由予以抗辯。盡管法院最終判決丙公司需承擔賠償責任，但甲銀行的做法確有不當之處。
【建議】
金融機構應當嚴格根據協議約定的流程進行操作，對于借款人、擔保人的違約行為及時予以即時糾正，防止風險累積。
